蔡襄：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

蔡襄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一记载说明，最早发现四位贤臣，并及时向国家和全国人民汇报的是莆田历史名臣蔡襄。特别是范仲淹，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在1036年反腐败斗争中崭露头角，竟然也被蔡襄发现了，那更是不简单的事。而且他还以文学为武器，歌颂贤者，揭露丑者。这样进行政治斗争，在那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称蔡襄为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可也。

在蔡襄以前，我国并不缺乏民主斗士。例如孔夫子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民主斗士；荀子、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民主斗士；陆贾是汉高祖时著名的民主斗士；魏征是唐太宗时著名的民主斗士……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亲民爱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主张为政要取信于民，让老百姓放心。这是因为华夏政权民为基础臣为骨干君为领袖；不得民心就要垮塌。所以，他们通过教育或者廷议，宣传历史上的民主制度和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权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蔡襄的贡献在于发展了这种斗争方式。在那时廷议不行，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都失败了，都没有好下场，宋朝顷刻之间就要土崩瓦解。在危急关头，蔡襄应用文学武器，试一试，灵了，国家有救了。“都人士争相传写”，许多人不仅引起了共鸣，而且还把新的信息传递出去，达到了治国安邦的目的。

引人注目的是，蔡襄的诗还引起了出版家的共鸣，为之大量印发，让四位贤臣家喻户晓，让蔡襄名扬天下。他们那样做，不仅畅行无阻，而且还因此“得厚利”。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快人心的新鲜事。这对出版家来说，是件鼓舞人心的事。在世界历史上，出版家主动加入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斗争，这还是第一次。所以，随着蔡襄研究的不断深入，你不但会觉得这位兴化之子身上富有新时代的气息，而且还会觉得出版家等也有新时代的气息，从而导致对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

由于得到好处挣了钱，中国出版业日益发达，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出版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显得今非昔比。他们有文化，有政治头脑，绝不是等闲之辈。在他们的领导下，印刷术得到了创新。沈括《梦溪笔谈》的《技艺》篇记载了有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庆历中(1041-1048)，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又据《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宋仁宗启用《大学》和《中庸》，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亲民成为新课题。从此，沉睡千年的古代文化逐步得到开发，成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建设不可缺少的法宝。其结果，继隋唐雕版印刷术之后，宋朝中期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适应诸方面建设发展的需要。这是蔡襄名扬天下的时代背景。印刷术则变成宋仁宗亲民政治的工具，变成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的有力武器。为什么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宋朝中期的改革不断深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一查，原来印刷术是“科学复兴的手段”，是“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蔡襄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宋时我国三大发明有了新的成就，新型的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等涌现出来了。

(莆田侨乡时报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