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在家做饭招待老友 向干部提及美剧《纸牌屋》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