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在家做饭招待老友 向干部提及美剧《纸牌屋》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