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监察思想与实践

宋代的谏诤制度，跟以往有很大的变化。以往的谏官，主要掌对皇帝的献纳谏正、封驳诏书。宋代的谏官，除继续掌有对皇帝的谏诤之权外，又新辟对百官违失的谏正之权。《宋史》卷161《职官志》载：

左散骑常侍，左谏仪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

谏官以三省至百官违失为谏诤对象，这是宋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有利于强化皇帝对宰相及百官的直接控制，也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宰相及百官的违失，在事未败之前予以纠正。蔡襄的谏诤，也有不少是以宰相及百官为对象而进行的。

为了解除谏官进谏言的后顾之忧，蔡襄向朝廷建议，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必须加以保密，不要出示给当事人看。他在《乞不令中书出谏疏宣示札子》中指出：

臣窃见谏官每有论列臣僚事状，日进中书多是取旨召逐人示之与章疏，使自知省。臣为陛下耳目之官，凡有所闻，须当陈述。中书得臣章疏，只宜酌度是非，而后行之与否，决于圣断。今乃召而示之，岂避众人之私怨，但于国体有所亏损。臣欲乞今后章疏不宜宣示臣僚。

蔡襄的建议，有利于谏诤，有利于保护谏官，使之尽可能避免受到打击报复。

对于监察制度的另一翼御史纠弹监察，蔡襄也十分重视。他在为皇帝拟就的《尚书都官员外郎郭申锡可侍御史制》中指出："御史府之职，正纪纲，绳愆缪，外以肃京师，内以献忠谠，名为清要，固难其材。"要求御史台官员应有"鲠正之志"，以便纠弹奸慝，肃正纪纲。

监察弹劾官吏，是御史的主要职责。所谓弹劾，就是检举各级官吏的失职、渎职或其他罪状。御史弹劾的范围十分广泛，全国的官吏上至宰相这样的高官，下至一般官吏，都在其弹劾监察之列。为了让御史官更好地履行职责，蔡襄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向仁宗上了《乞令御史中丞举属官状》，主张由御史台长官荐举属官。

蔡襄分析历史经验说："臣闻人主择宰辅，宰辅择长官，长官择寮佐，此至治之要，至简之术也。……高元裕为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纲纪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黜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李瑰等并出为府县之职。此皆前世专任长官之明验也。"鉴于宋代御史台属官多不称职的具体情况，蔡襄向仁宗建议由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荐举属官，"臣乞御史台官属只下御史中丞荐举，宽其资限之格，资深者为御史，卑者为里行。若能称职，亦是官守之常，不必过有升陟。或不称职，可并举者坐之，则朝廷有责任之方，风宪有得人之美。"这样，可使御史得到人才，而且可使其责任更加专一，职责更加分明。

为了更有效地监察地方官吏，防止地方官吏欺压百姓，贪污腐败，相互勾结等种种恶行，蔡襄向朝廷建议在派遣使臣巡察州郡时要告诫他们安抚百姓，惩恶扬善。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蔡襄向朝廷上了《乞戒励安抚使书》，蔡襄指出，皇帝派出的安抚使要能够体恤穷民，存问乡里；对州县官吏治绩可称、有才干的，要予以褒奖、提拔；对贪赃枉法、名声很坏的要予以追查严惩；庸庸碌碌，才不堪任的要予以调换；七十以上昏老不知退的，一切罢之。他在总结历代派遣使者分巡天下的经验之后认为："臣详观古之遣使，皆务恤穷民，除恶吏，举材能，收滞逸。"他向皇帝建议："伏惟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泽未大洽于下者，盖督责官吏未尽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幸严赐告谕，令其毕力推扬德音以致于下，究悉利害，庶有补于政治，毋徒使郡县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来，重为此纷扰也。"要求对巡察州县的官吏严加告诫，使其真正起到监察地方的作用，而不是徒具形式。

在御史台设置言谏御史，让御史兼言谏之职，这是宋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大变革。蔡襄在《吨田员外郎充殿中侍御史里行俞希孟可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台官制》中写道："宪台之职，弹治百官，分决诏狱。昔我真考，特置言事御史，颛持诤议，所以甄录材美。""真考"，指宋真宗，制书中充分肯定宋真宗始置言事御史的必要性。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监于五代御史有言谏之权的先例，但由于无正式官员，导致职责不清，便始置言事御史。宋仁宗时，先是以殿中梅挚、监察李京并为言事御史，以后陆续有其他官员担任，如此制所任命的俞希孟。从制书中也可看出蔡襄对言事御史的重视。言事御史的设置，初露台谏合一的端倪，是为后来明清台谏合一的先声。

蔡襄处于我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政权进一步强化的时代，他的监察思想与我国历代的监察思想一脉相承，且具有时代精神，在言谏监察方面，既重视对皇帝的谏诤，也进一步展开对宰相及百官的谏诤；在御史台监察方面，既重视御史台的弹劾纠举，又重视在御史台设言谏御史，开台谏合一之先河，蔡襄的监察思想在我国监察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