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监察思想与实践

二

蔡襄不仅有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监察思想，而且是勇敢的实践者。他既发表言论，侃侃而谈，又身体力行，尽忠守职，在其监察官和非监察官的任上，都将其监察思想贯彻始终。

早在景祐三年（1036年），蔡襄25岁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就对监察工作十分关注。当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针对时弊上《百官图》，指责当朝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为由弹劾范，范被贬。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疏为范仲淹鸣不平，亦被逐出朝廷。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自请愿随范一起贬黜。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责其在监察官位置上却不能辩范仲淹无辜，坐视不管，何面目以见士大夫。高若讷大怒，上其书于朝，欧阳修亦被贬。短短十几天时间，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接连被贬。对于这种监察官不履行职责，是非颠倒的不正常现象，蔡襄义愤填膺，他作了《四贤一不肖》诗五首，称颂范仲淹等四人为贤者，斥监察官高若讷为不肖。诗中写道："人禀天地中和生，气之正者为诚明。诚明所钟皆贤杰，从容中道无欹倾。嘉谋谠论范京兆，激奸纠缪扬王庭。积羽沉舟毁销骨，正人无徒奸者朋。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己过扬当时。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在监察岗位上阿谀权相的监察官高若讷受到了严厉的抨击，正气得到了弘扬。当时士人争相传写蔡诗，卖书者拿去出售，获得厚利。契丹使者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馆，广为传颂。蔡襄因之而名扬朝野中外。

庆历三年（1043年）4月，蔡襄"以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正式在监察机构任职。

蔡襄在知谏院任上，经常上书谏诤。

当时常有旱灾、蝗灾、地震、日蚀之变，蔡襄就和其他官吏联名同上《言灾异》等三篇奏章，就天灾联系到人事，提请皇帝关注社会的弊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蔡襄建议："伏望陛下避殿减膳，以自修省；仍降诏书，戒敕百官，各举厥职。遣使天下，求访阙失，或有官吏贪残而不纠，刑狱冤枉而不治，赋敛繁数而不均，徭役频仍而不息，孤独无所养，流散无所归，朝廷之惠不逮于下，万民之情不达于上，皆得条奏而施行。"这种进谏，既破除了迷信，又有利于克服社会的种种弊端。

仁宗下诏取开宝塔佛舍利入宫中，蔡襄接连上了《乞罢迎舍利》三个奏疏，劝谏皇帝下令停止这种迷信之举，屏弃神灵，修人事以救时弊。蔡襄指出："陛下正当修人事，救时弊，若专信佛法，以徼福利，岂可得耶？陛下设置谏官，本为规正过失。今迎引舍利，事出于中，专损陛下圣德，臣终夕不寐。须至频烦天听。伏乞陛下力赐寝停。"蔡襄谏罢迎佛舍利，表达了他不怕触犯君上、敢于破除迷信、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

在知谏院任上，蔡襄还做了几件打击擅权误国权奸的大事。

吕夷简长期擅政弄权，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被罢相，但两府大臣还要到吕家商议大事，因为朝廷仍命吕以司徒的身份"商量军国大事"。四月，蔡襄知谏院后，就上《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的奏章。奏章揭露吕夷简"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贤，以泄己怒，殊不念陛下虚受恶名，此不忠之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咸以直言为讳。此乃绝忠谠之嘉谟，成本朝之阙政"等一系列罪状，请求朝廷罢其"商量军国大事"的权力。由于蔡襄等人的奏言，吕夷简遂以太尉致仕。太尉在宋代地位很高，在司徒、司空、太傅等官之上，吕夷简以太尉致仕，权势仍很煊赫，蔡襄认为这样不妥，又上了《乞降吕夷简致仕官秩》的奏章，奏章说："臣切以吕夷简立性奸邪，欺君卖国。出入政府二十年，二虏凌凭，百姓穷困，贤愚失序，赏罚不明，一无功劳，以病罢退。陛下未能诛戮，劝厉后人，岂当滥推恩礼，纵取笑天下。"要求皇帝在吕夷简罢退时，不应滥推恩礼，给予高秩。这个奏章，无疑又是对擅权误国的宰相吕夷简的一大打击，也是对其他权奸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