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监察思想与实践

参知政事王举正，软弱无能，无所作为。当时"羌虏为患，兵戈未宁，生民穷困，国赋贫蹙。"王举正庸庸碌碌，无补于时。庆历三年（1043年）5月，蔡襄上了《乞罢王举正用范仲淹》的奏章，要求罢免无能的王举正，提请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后来王举正的参知政事被罢。

宰相晏殊，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不思为国尽心竭力，而是终日饮宴，营置私产，蔡襄为此上了《乞罢晏殊宰相》的奏章，列举了晏殊的一系列罪状，"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闻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诺之言，闻于道路。"在蔡襄和其他正直大臣的弹劾下，晏殊终于在庆历四年九月被罢免相职。

李淑、梁适，生性奸邪，犯有实罪，蔡襄向皇帝上了《论李淑梁适奸邪》的奏章。奏章中指出："奸邪不去，正人退缩，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适皆有实罪，如臣辈所谓者，只乞与外郡，有何难行？若大臣有专权之嫌，有后患之畏，不敢明言去之，陛下何所惮而不为？愿陛下为社稷、为生灵留意，幸甚！"建议朝廷罢免其朝官，贬往外郡。

蔡襄在奏章中还说："臣力指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后患，为臣寒心，笑臣愚鲁，臣白知甚明。苟利国家，岂顾后患哉？臣不爱身，惟忧朝廷不即施行耳。"为了驱除奸邪，以利国家，蔡襄表示自己可以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苟利国家，岂顾后患"，体现了一个正直的监察官员的坦荡胸怀和高尚情操。

陈执中，庆历四年（1044年）被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陈刚愎自用，不学无术，陈的任命引起朝议喧然。蔡襄为之上了《乞罢陈执中参政》的奏章。奏章列举了陈的一系列错误，如于建储之事自以为有功，在处理与西夏的关系时屡次失误，"西事之始，处置乖方，如要排墙杀元昊使人，又明降宣命，令边臣入界打虏，致得元吴来攻延州，覆军杀将，为国大耻，皆执中之过也。兼执中秉性强狠，不容同列商议，遂致如此败事"，要求罢免陈执中参知政事一职，另用有才干的人。这一次的上奏，仁宗不但不听取，反而疏远了蔡襄。蔡襄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要自己缄口不言又做不到，便以母老为由，求知福州，要求回故乡任地方官。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蔡襄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实际上是贬出京师，外放地方官。

蔡襄在福建，勤于吏治，轻徭役，薄赋敛，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大力倡导兴修水利，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同时破陈规，矫陋习，兴利除弊，政绩斐然。蔡襄为官清廉，一身正气，即使是苟刻的监察御史下来巡视监察，也很难挑出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