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监察思想与实践

皇祐三年（1051年）初，蔡襄复任京官，授右正言判三司盐铁勾院复修起居注，继续在监察等职位上危言谠论，坚持正义，弹劾权奸。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张贵妃深得宋仁宗的宠爱，张尧佐也因之官运亨通，擢居高位。皇祐二年（1050年）底，仁宗任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等职，但遭到监察官吏殿中侍御史唐介、知谏院包拯、吴奎等人的极力反对，仁宗只好罢去张尧佐宣徽、景灵二使。皇祐三年（1060年）十月，仁宗又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知河阳。有人认为张尧佐是任外官，并不重要，没有关系。殿中侍御史唐介认为，宣徽使是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的高官，事关重大，不能任命，并且因此而弹劾建议任命的中书宰相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这一来，宋仁宗大怒，当场下诏，责贬唐介为春州别驾。春州，在今广东省阳春县，自然条件很差，被贬者往往不得生还，唐介被贬春州，实际是很严厉的惩罚。蔡襄在仁宗的盛怒之下，仍敢于谏诤，独论唐介对皇帝的一片忠诚。时人欧阳修指出："唐介以直言忤旨，贬春州别驾，廷臣不敢言者，公独论其忠。"第二天，蔡襄又上了《乞寝罢唐介春州之命》的奏章，奏章说："春州恶地，唐介台官，今言执政而得必死之谪，虽陛下优待大臣，而执政何以自安？伏缘唐介独言宰臣，所以两府同列各处嫌疑之地，不肯解救。臣伏望陛下少霁天威以全国体，追寝唐介春州之行。"在蔡襄等人的努力下，唐介终于由春州别驾改为英州别驾，性命得保。蔡襄在奏章中还慷慨陈言："臣官为正言，又在侍从，耳目闻见，不敢默默。"蔡襄时任右正言，是重要的谏官，既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对所见所闻，就得发表看法，不能缄默，这也表达了一个正直监察官的尽忠守责，不怕贬官革职的可贵品质。

皇祐四年（1052年），蔡襄迁起居舍人、知制诰、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宋制，对于不合适的诏命，知制诰可以封驳再议。其时，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三人因为抨击梁宰相而被罢免监察官。蔡襄封还词头，不草诏。后来，凡有除授官职不合适的诏书，蔡襄都封还。仁宗对蔡襄十分嘉许，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示宠遇，又亲书"君谟"二字，遣使特诏予之。这在当时的大臣中是罕见的殊荣。

蔡襄的监察思想除了继承我国传统监察思想外，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不仅具有针对时弊、切合实际的倾向，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我国封建监察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蔡襄又是一个重视监察实践的人，他刚正不阿，危言谠论，在监察和其他岗位落实其监察思想，是一个嫉恶如仇、关心民瘼的耿直的封建社会政治家。蔡襄的监察思想和实践，对改革封建吏治，促进政治清明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加强法治，强化监察的今天，蔡襄的监察思想和实践尤有其不可估量的当代价值。

（作者胡沧泽：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选自《蔡襄学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