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大天后宫的来历，清康熙时期的闽台地方志一致说是源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施琅将明宁靖王府改建为天妃宫。此说本有明显漏洞，即施琅既于康熙二十二年班师离台，他怎么可能于康熙二十三年还在台湾主建天妃宫呢？然而一种错误的认知经过历史记载的一再重复，也就成为可怕的公共谬识。台南大天后宫的来历，清康熙时期的闽台地方志一致说是源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施琅将明宁靖王府改建为天妃宫。此说本有明显漏洞，即施琅既于康熙二十二年班师离台，他怎么可能于康熙二十三年还在台湾主建天妃宫呢？然而一种错误的认知经过历史记载的一再重复，也就成为可怕的公共谬识。笔者就曾在这一误区中徘徊了十年，直到今年夏天读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所长李祖基先生惠赠的《蓉洲诗文稿选辑》，才恍然大悟：所谓施琅改建宁靖王府为天妃宫之说，原来是曲笔史家精心设置的陷阱。为此，拙文拟就大天后宫的创宫渊源重新作出考证，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大天后宫创始和改建均非施琅所为
据首任台湾诸罗知县季麒光所作《募修天妃宫疏》：“东宁天妃宫者，经始于宁靖王之舍宅，而观成于吴总戎之鸠工也。”[1]季麒光以上记载有两点非常突出的犯忌：一是不称台郡天妃宫而称东宁天妃宫，而东宁正是郑经改郑成功的东都而名；二是不提施琅之名只提吴英之名，而当时施琅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反言之，如果不是铁的事实，季氏怎敢冒此政治风险？我们不妨从历史进程重新加以审视，即据施琅《舟师入台湾疏》及江日昇《台湾外志》记载，施琅是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从澎湖抵鹿耳门，至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班师离台，他在台时间不足百日，而要处理郑氏君臣削发并安排其内渡，筹措投降官兵的饷粮和安抚台湾百姓等一系列煎眉大事，故不可能顾及修建天妃宫之举。而吴英原为兴化总兵（后入籍莆田），随施琅平台时“统陆师为副”。施琅班师时他奉命留镇台湾。吴英在台湾的时间据《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四年的记录：
三月二十三日，福建兴化总兵吴英陛辞，上问曰：“尔有所陈否？”英奏曰：“台湾设兵八千，请半为镇守，半为屯种。”上曰：“边地屯田，古有成法，尔具疏来，朕自酌行。”
《实录》记吴英陛辞时的职衔仍为兴化总兵，可见他是自台湾直接进京的。此次陛辞是调镇浙江舟山，不久即擢为四川提督。若把吴英陛辞时间扣除一个月作为他离台的时间，那么他在台的时间有18个月，鸠工改建天妃宫就是相当从容的事了。再从季氏《疏》文考察，经吴英改建的天妃宫已形成有戏楼、正殿、后殿和僧寮等建筑群，显然不是原来的以宁靖王府暂为庙祀的结局了。
天妃宫的创始与改建既然皆非施琅所为，那么为何自康熙二十五年起的地方志却异笔同文归功于施琅呢？我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施琅于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奏请加封天妃，朝廷命礼部郎中雅虎来闽致祭，吴英改建台湾天妃宫可能就在此时，并主动将建庙之功转归施琅；二是施琅执意要把《平台纪略碑》竖立在台湾天妃宫，以示他对该宫的重视，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则与拙文第二点考证有关。
二、大天后宫是施琅受降地点
早于1995年，笔者即从闽版《靖海纪事》上发现陈焕庭（惕园）《施襄壮受降辩》一文的如下记载：
克塽降表之来，在襄壮驻师澎湖之日，非亲授受也。及襄壮入台湾，克塽迎见天妃宫，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以安众心。礼待优厚，出郑氏之望外。
此文中所记郑克塽迎见施琅的天妃宫显然就是由宁靖王府所改的天妃宫。施琅《平台纪略碑》可以为此作证：“余仰体皇上好生之仁，于八月望日入进鹿耳门赤嵌泊舰，整旅登岸受降。”施琅《舟师抵台湾疏》亦可作证：“臣于本月十三日到台湾鹿耳门，伪藩郑克塽遣小船前来接引入港，伪侯刘国轩、伪伯洪锡范率领各伪文武官员到军前迎接。”这里称从鹿耳门改乘小船入港就是直达赤嵌楼下，并在大井头登岸。连横《雅堂笔记•赤嵌楼》：“赤嵌楼亦荷兰人所建，在今城中，其始固一小屿，四旁皆海，潮来直达楼下，港道尚存。”又《大井》：“大井在台南州治西定坊，为台南最古之迹，旧志称来台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头。”施琅在此登岸时，刘国轩、洪锡范率文武官员前来迎接，而郑克塽作为“伪藩”毕竟比“伪侯”、“伪伯”位高一等，故只单独在天妃宫迎见施琅。而天妃宫又是明宁靖王的旧邸，在此处迎降正可象征一个旧王朝的彻底终结。因此，我怀疑这一安排是施琅在澎湖派吴启爵入台谈判时事前商定的。也正由于天妃宫是受降地点，故施琅执意要把《平台纪略碑》竖立在天妃宫内。但笔者要附带在此检讨的是，十年前，由于笔者脑子里有施琅建宫的先入为主之见，竟在拙作论文中谬判郑克爽迎见施琅的天妃宫，是民间所传天妃为郑成功助潮复台的安平天妃宫。现在特作纠正。
三、大天后宫确系肇创于明郑时代
清乾隆四十至四十三年（1775-1778）任台湾知府兼摄巡道的蒋元枢在其《重修台郡天后宫图说》中称：“查郡城西定坊之天后宫，未入版图以前即已建造，郡垣庙宇，此为最久。”所谓“未入版图”，就是明郑时代。季麒光之《疏》文则作：“东宁天妃宫者，经始于宁靖王之捨宅”。李氏不称台郡天妃宫而称东宁天妃宫，亦当含有宫之创始于明郑之意，因为东宁之名正是郑经由其父郑成功命名的东都所改称。下面，我们再从时间进程加以考察。先看季麒光的《宁靖王传》：
六月二十六日，郑氏战败，王命宫眷曰：“可以死矣。”妾袁氏、蔡氏及侍姬三人俱官笄被服，先缢于堂……次日，五棺出葬于郡南前山。校役举主人柩至，王视之无他言，但曰：“未时也。”即加翼善冠，被四围龙袍，束玉带，佩印绶。将缢，且曰：“我去矣。”遂绝。众扶下座，面不改色。
传记结尾云：“其遗宅为天妃神祠，住僧于后楹大士傍奉王为舍宅主云。”从传文可证，宁靖王在自殉前即遗嘱舍宅为天妃神祠，迨王殁，便立即可改府邸为神祠。那么天妃神祠之立，距施琅之入台还有一个月半的时日，距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清廷正式确认台湾版图并任命台湾官员则还有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故蒋元枢的“未入版图即已建造”之说，不论对住僧以宁靖王府为神祠或吴英重新把王府改建为天妃宫这两个阶段的事实都适用。
四、大天后宫第一代住持的三位一体
东宁天妃宫的第一代住持，当即接受宁静王遗嘱把王府改称为天妃神祠者。此人究竟是谁，现在尚不大清楚，只知道史料记载有三个名称：一是季麒光《疏》文称“住僧寄沤，以临济横支，发大弘愿力”。二是康熙末的吴振臣所撰《闽游偶记》谓：“妈祖庙，即天妃也，在宁南坊。有住持僧字圣知者，广东人，自幼居台，颇好文墨。尝与宁靖王交最厚，王殉难时，许以所居改庙，即此也。”[7]其三是天后宫后殿的牌位上书：“住持僧宗福耆士杨陞庄咨等全仝。”[8]以上寄沤、圣知、宗福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试略析如下：
寄沤乃其别号。按：沤为鸥之通假字。典出《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后以指隐居自娱，不以世事为怀者。成语“鸥盟”、“鸥鹭忘机”等同为此意。故寄沤当为其自号，意即以寄居台岛之一鸥自况。他原是一位气质不俗的士子，不仅与宁靖王交厚，而且跟大名鼎鼎的遗民沈光文（斯庵）亦颇有交情。沈氏亦曾寄寓寄沤之僧舍，而且跟寄沤一样，为反抗满清的薙发令，宁愿落发为僧。
圣知，吴文已明指其为字。按：字，即表字。《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孔颖达疏：“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在后世家族中，往往把表字同男子的结婚连在一起，男子成婚时要悬挂“表德”，即取“字以表德”之意。同辈者表字首字相同，并按出生先后排列行次。因而，僧人如系自幼出家，即无表字。可见圣知者虽自幼寓台，但他原来不是沙弥，而是俗家弟子，只是为反抗薙发令而出家为僧。
宗福，既以写入牌位，当为法号。所谓法号，就是僧人受戒时本师为之所取之戒名，又称法名。但宗福来台时不是僧人，他皈依佛门完全出于自觉自度，并无师尊为之受戒和起取法名。故季麒光称其为“临济横支”，也就是不知其法统所属。由于没有戒名，故他在世时人们仍以别号和表字称呼之。待到晚年，他才嘱咐徒弟们以宗福为法号上牌位，以示自已在台以弘扬临济宗法而祈福于世人也。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另也可能是他圆寂后，徒弟们采用宗福之法号为立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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